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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布包里的德国制造

时间:2016-4-8 20:11:54

  核心提示:中文网络长期流传着百年油布包、百年老机器等德国制造的神话。德国神话是中国人民的专利吗?人们为什么热爱传播德国神话?德国货质量好的印象到底来自哪里?每到雨季,中国人民都不难在网上找到德国油布包的身影。“...
  中文网络长期流传着百年油布包、百年老机器等德国制造的神话。德国神话是中国人民的专利吗?人们为什么热爱传播德国神话?德国货质量好的印象到底来自哪里?

    每到雨季,中国人民都不难在网上找到德国油布包的身影。

    “德国人在青岛待了 17 年,没建别墅大楼,没搞喷泉,就把下水道给修了。100 年以后,全中国都看见了一个从来不淹水的青岛!……一些接口零件需要更换,当年建下水道的德国公司已不存在。经同德国联络,青岛发现存放备件的小仓库,油布包好的备用零件,依旧光亮如新。”

    中国人对汽车的选择也反映出对德国品质的偏爱。奥迪 A6 长期是中国官车的标配;大众旗下的车型长期高居中国汽车销量榜首,烧机油、断大轴都无法改变人们的购买热情。德系车迷朴素地认为,德国品牌工艺严谨、质量可靠,肯定比日本车更高级。

    

    对德国制造和德式严谨的信仰并非中国独有。1970 年代,各国消费者就普遍认为德国产品质量较好。"Made in Germany" 标签的高附加值,甚至引起了经济学者的关注。

    欧洲实验社会心理学协会 1985 年的 “民族特性”调查中,所有国家的受调查者都认为德国人更加“严谨”(tight),包括德国人自己。59%的西德人相信,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性。

    

    各国人民对德国人是否严谨的平均打分。数据正值为“严谨”(Tight),负值为“放纵”(Loose),绝对值大于 0.5 被视为具有显著性。资料来源:Dean Peabody.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85. P.117.

    德国人真的天生严谨吗?为什么人们会觉得德国货质量好?

    山寨起家的德国制造

    事实上,“德国制造等于高质量”的历史相当短暂。直到 20 世纪之前,德国人的形象也和“严谨”完全扯不上关系。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语法复杂严密的德语就是德式严谨的明证。但在 17 到 18 世纪,法语才是德国上流社会的语言。17 世纪最伟大的德国学者莱布尼兹只用法语和拉丁语写作,被纳粹奉为日耳曼精神祖先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则认为德语是半开化的语言,远远不如法语。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

    德国人的形象也是如此。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作家斯塔尔夫人曾用“迟钝”、“缺乏军事精神”、“精神散漫”来形容德国人,恰好与此时的法国人形成鲜明对比。

    到 1830 年代德国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时,德国人用来塑造民族文化的也不是“严谨”,而是席勒、歌德的戏剧和诗歌,与深沉的宗教情感和激越的浪漫主义。理性、科学之类“严谨”必需的理念,还被视为法国大革命文化的舶来品。

    就连德国首相俾斯麦也不禁抱怨,他完全不能与普鲁士保守主义者谈论政治问题,因为他们会把所有事都扯到人与上帝的关系上去。

    德国早期的工业产品更与“严谨”和“高质量”绝缘。

    在德国统一之初,德国绝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制造业主要存在于手工作坊,大型工厂寥寥无几。与早已是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英国相比,德国只在人口数量和劳动力成本上具有优势。早期的德国工厂里,充斥着手艺不精的非熟练工,注定只能生产粗制滥造的低端产品。 

    

    19 世纪中期的普鲁士工厂

    在工厂的冲击下,被认为是“工匠精神”庇护所的学徒制度很快就难以为继。收入微薄的学徒常常毁约去工厂打工,担心收不回本的师傅只好把学徒当成廉价劳动力来压榨,使作坊丧失了培养工匠的意义。

    于是,1871 年,德国正式废除了行会学徒制度,开始利用贸易保护政策,全力扶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外向型经济。

    就像一个世纪后的中国制造,德国产品很快就臭名远扬。

    短短几年后,“德国制造”就在 1876 年的美国费城世博会上遭遇了第一次惨败。在各国纷纷展出最新民用产品和先进技术时,德国展区却只能靠克虏伯大炮自壮声势,还令人尴尬地悬挂着歌颂威廉一世和俾斯麦等人的政治宣传品。

    

    1876 年,横陈着克虏伯大炮的费城世博会机械展厅

    有教授撰文痛斥德国参展商糟糕的品味,称德国产品已经成为“廉价劣质”(Cheap and Nasty)的代名词,引起世界人民的共鸣。

    1887 年,英国商人群情汹汹地推动议会通过了一项商标法案,要求外国产品标明其原产地。此举正是针对德国——德国大量出口冒称产自英国的山寨产品,已经严重危害到了英国制造业的信誉。

    所幸,德国并未在山寨道路上堕落到底。


    1884 年,贸易部从教育部手中接管了成人学校的管理权,开始发展职业培训。此后的二十年中,德国对职业教育的支出增长了 20 倍,培训学校的数量从 664 家增长到 2162 家,学员从 58400 人增长到 352000 人。

    1897 年,德国重新建立了现代型的手工业行会,将学徒制度作为培养技术工人的重要环节,鼓励作坊型中小型企业的发展。较之传统行会,新的制度具有统一的培训标准、合法的学徒合同以及职业资格考核制度,现代德国工人培养模式初现雏形。

    

    典型的 19 世纪德国工人

    不过,这些举措与其说是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不如说是为了遏制社会主义。

    俾斯麦以来的德国政治家相信,只要优待工人,给他们上升的机会,就能把社会主义扼杀在襁褓里。贸易部在 1907 年推动了一项法案,要在每个超过一万人的城市建立强制性的技校,其理由就是技能培训能让工人在社会上立足,继而维护社会稳定。

    尽管低价格仍是其最大的竞争力,但得益于大批技术工人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德国产品逐步在新兴的电子、化工、机械制造等领域的市场上站稳脚跟。到 1913 年一战前夕,德国出口额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

    

    晚清中国尤其喜爱德国便宜货。北洋海军从德国购买军舰(上),主要就是因为报价低;清政府还向西门子公司采购了电报机、发电厂、有轨电车(下)等产品

    公制单位现今的地位,也要拜德国所赐。英制单位换算复杂,生意人常四舍五入,赚取猫腻。德国使用的公制单位则无此问题,这套源自法国的度量衡最终随着德国出口商品而通行世界。

    然而,世界大战的降临却使德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遭到毁灭性打击。

    德国质量是怎样炼成的

    1918 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对德国的惩罚性制裁,使德国原先的市场份额迅速被美国占领。在凡尔赛和约中,德国的国际专利被当成了战争赔款的一部分,在化工、电子方面仅有的技术优势也丧失殆尽。

    

    阿司匹林(Aspirin)本是德国拜耳公司(Bayer)的发明,却在 1919 年落到了美国企业的手里

    当德国企业家在 1920 年代重新进入国际市场时,美国已借助“福特主义”站稳了脚跟。由福特汽车公司开发出的标准化流水线作业,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其产量、成本全面优于德国产品。

    西门子、克虏伯等德国企业也曾想移植美国的流水线,但流水线大生产需要大量资源,德国的大部分原材料需要进口,成本绝不可能比美国低。1920 年代中期,德国企业界终于取得了共识:德国的优势不在于大规模生产,而在于用技术工人的人力优势满足市场的精细化需求——这正是现代德国生产模式的缘起。

    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1927 年,德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建立全面的职业培养体系,学徒制度被拓展到所有行业。

    1926 年在德国成立的“国家标准化协会国际联合会”(ISA)是目前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前身,在第二年就有了 21 个成员国。各种全国性标准已被推广到各行各业,用来提高商品质量与国际竞争力。

    

    ▍A4、A3 等纸张型号就源于 1922 年注册的一项德国工业标准。这一标准随后被欧盟标准和 ISO 标准接纳,因此被推广到世界各地

    然而好景不长:1929 年,席卷世界的大萧条突然袭来。随后上台的纳粹党很快就把经济扭转为内向型,通过基建和军工生产拉动经济,不仅对全国劳工造册管理,还强迫中小企业并入大企业,以便于执行官僚的生产指令。

   

    不管二战德军看起来多么干练,纳粹的军工产品远算不上严谨:著名的虎式坦克(上)耗油极大,故障极多,而豹式坦克(下)的传动轮只能连续行驶 150 公里

    等到二战结束,纳粹的大型工业体被逐一拆解后,德国民用工业才迎来新生。传统作坊型的中小型企业迅速恢复了活力。它们除了少数破损的机器一无所有,但凭借技术劳工的传统优势与白手起家的艰苦奋斗,在一片废墟中创造了西德经济奇迹。

    正是这一代德国人创造了“德国制造等于高质量”的神话,余波持续至今。

    他们是怎样做到的?首先是“比较质量优势”的市场定位。

    1950 年代,德国重新树立了外向型经济。德国企业家重新拾起 1920 年代中期的精细化生产理念,将主要市场瞄准那些不满足于流水线普通产品的中高端消费者和有特别需求的企业用户。机械、发电、化工等领域本就是德国的专长,这些出口商品往往本身就自带着“高级”属性,在战后迅速复苏的欧洲极受欢迎。

    

    德国出口份额占 GDP 之比。两次断裂分别是柏林墙的修建和德国统一。前者切断了东西德的资源流通,后者则使德国致力于满足内需

    其次是德国独特的公司组织结构。

    虽然有大众、西门子等大型公司,但高度专门化的中小型企业(Mittelstand)才是德国经济的支柱。这些企业大多是家族式作坊,所有者深入涉足日常管理,因此往往不存在让其他公司头疼的委托-代理问题,其专业经理人与管理人员的比例明显比英美公司要低。中层经理普遍由一线提拔的工程师担任,他们能与技术人员充分沟通,更倾向于用优化产品来化解危机。 

    

    中小型企业才是德国经济的支柱,它们多为家族企业,经营范围极为狭窄,与大众消费并不直接相关。但这些公司往往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实力极强,有隐形冠军之称(数据截自 2000 年)

    这并非传统行会的遗留,而是近代德国黑暗历史的产物——纳粹对犹太银行家的迫害使得德国金融业的发展长期落后,企业主难以向资本市场募资,只能向银行贷款,反倒让家庭企业模式长期留存。德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博世(Bosch),至今仍是私人所有而非股份制的公司。

    而优质的工人和工程师,至今仍是德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从 1880 年代一路摸索来的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全面的技工学徒教育与劳工福利制度。

    德国工人不仅有专业技术傍身,劳资关系还异常和谐。六七十年代近乎毁灭英法制造业的集体罢工,在同时期的德国寥寥无几。

    挺进中国的德国制造

    可是,中国人对德国制造的印象并非来自西德经济奇迹。 

    毛时代的中国只有极少数人能接触到德国产品,主要是奔驰轿车。朱德、陈毅都曾以奔驰车作为专车。中国驻外使馆普遍配备的奔驰车,在文革时期还成为反动外交路线贪图享乐的罪证之一。

    1950 年代中期,中国曾通过苏联进口一批奔驰 220S 型豪华轿车。1959 年,上海汽车装配厂土法上马仿造该车,车体全部用手工敲制,成品被命名为凤凰牌,也就是日后上海牌轿车的原型。但这种山寨产品显然与德国制造没有什么关系。

    

    奔驰 220S 型轿车与上海牌轿车。上海牌是毛时代唯一批量生产的轿车,从 1960 年代到 1990 年代共生产 79256 辆

    中国人真正被德国制造业震撼,要等到改革开放初期。

    1978 年,经济凋敝的中国决定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开始从西方采购成套的制造技术和设备。由于外汇储备不足,中方希望能约定返销产品,或选择合作生产的方式,以实现外汇平衡。

    这些条件对其他国家缺乏吸引力,却正合德国胃口。1970 年代,德国经济增长放缓,而 1976 年的一项立法要求公司雇员在董事会上应占半数席位,使德国本土的用工成本大幅提高。一些企业开始谋划转移生产线,因此对与中国的合作表现得异常积极。

    

    1978 年 10 月,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考察团访问西德。图为一机部外事局局长江泽民在德马克起重机械公司听取介绍

    1978 年起,中国一直想从西方引进轿车生产线。长期多方谈判后,德国大众是唯一一家既愿意转让技术又愿意投资的汽车企业,还承诺用中国生产的发动机为全球市场供货。1985 年,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宣告成立。

    1984 年,青岛电冰箱厂成功从德国利勃海尔公司引进电冰箱生产线,最初以“琴岛—利勃海尔”(QINDAO-LIEBHERR)作为公司商标,也就是海尔电器的缘起。

    

    海尔是中国最早引入全面质量管理的电器企业,1985 年自行砸毁 76 台不合格冰箱的事迹在当时极为出名

    在此过程中,德国工业的质量标准极大地震撼了在计划经济时代习惯于粗制滥造的中国工人。

    按照约定,桑塔纳轿车的每个国产零件都要通过大众总部的技术认证。国产上海牌轿车的方向盘测试指标只有六个,而桑塔纳的竟然有一百多个。建厂两年后,桑塔纳国产率只有 2.7% ,国产零件只有车轮、天线、收音机。德国制造的高大形象迅速确立。

    1984 年,德国退休工程师威尔纳·格里希受聘为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格里希按照德国企业管理方法,建立严格的质量检测体系,把干部从办公室赶到车间,每天亲自带着测量工具巡视督查。在他的严格管理下,该厂产品质量大有起色,铸件废品率由 45%降到 15%。

    

    1988 年格里希访问上海时对时任市长朱镕基说:“我认为生产企业不应有出口标准和国内标准两种质量标准,如果好的出口,坏的卖给国内,产品就会失去信誉,这样的工厂在德国要破产的。”

    1985 年 4 月,时任武汉市长吴官正在授予格里希先生荣誉市民大会上表示,衷心感谢“格里希先生把日耳曼民族严谨的工作作风带到武汉来”。这是中国人首次将德国人的民族性格称作严谨。

    但在格里希离任后,武汉柴油机厂很快回到了管理混乱、质量低劣的老路上,于 1998 年破产倒闭。

    

    中国在 1980 年代前期翻译出版了一系列德国资料,1987 年还编写了《格里希在武柴》一书,对中国工业发展与企业制度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过,热衷于德国油纸包的中国人民或许并不在乎德国制造与中国工业的关系。中国人民喜欢传诵的外国神话,无不是用对外国的先进描述来反衬中国的社会顽疾,让人产生荒谬感极强的对比。

    在国产商品大多质量低劣、服务差劲,而优质商品又大多来自日本这个令人情感复杂的近邻时,完全可以理解,遥远的德国——这个唯一能与日本在精工制造上展开竞争的国家——似乎是他们唯一的精神寄托。

    让他们安心的是,凭借着传统制造业的良好表现,德国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经济表现最抢眼的发达国家。至于那些早已实现了生产线全球配置、并不由德国人制造的德国品牌是否能对得起他们的信仰,这或许是另一个问题。

    

作者:叶鹤洲 刘周岩 来源: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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